【百草园】
王安忆作品性恋主题近观
王敏娟
末世喧哗中一道沉默的风景。她用沉默捍卫著商品化社会中文学的真纯。
──题记
当代评论家公认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的标新年代。从前社会主义
现实主义的旧模式已随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以及中国社会本身的变化而冰消瓦
解。文学走向越来越多元化的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纷纭复杂的文学思潮与文学流
派所展现的艺术世界足以让人的思绪在一夜之间穿过整个世纪的历史、现实和梦
幻。
中国的女作家在这种潮流涌现中更是不甘寂寞的一群。《末世的喧哗》中，
刘康认为“当代中国女作家正在形成一个众声喧哗的创造力高潮”。
王安忆却以她在喧哗中的沉静和不动声色为人瞩目。她不赶文学标新立异的
时尚。我们无法把王安忆归为任何一派，她近期的作品中没有先锋意识，也没有
试验的目的，没有新写实对人生血淋淋的直面剖析，更非解构主义的消解情感，
消解主题。她一味寂静流淌著的声音表述的是发自内心的刻骨铭心的真情感。这
或许正是末世以静制动的绝妙。
王安忆近期的作品多写情和爱欲。她的笔触并未触及复杂的时代变迁的方方
面面，而始终集中在一个爱的空间，尤其是女性爱的历程。《长恨歌》写一个女
人四十年的情和爱。《我爱比尔》写主人公阿三因爱而来的命运的跌宕起伏。
王安忆自认是个喜欢守在宁静家中，不愿在外四处奔走的女人。她的作品却
已冲出这小小阁楼，走进当代女性极为复杂的心理空间。在这个爱与自我的天地
里，回荡著女性心灵深处最为热情，最为高亢，最为快乐，也最为悲怆的声音。
王用特有的细腻笔法描绘女性心理的微妙，这种微妙抵得过这一世喧嚣。因为她
写的是人，这个宇宙间神秘而不可捉摸的精灵。
她笔下的女主人公多是艺术化了的。《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清高典雅与众不
同，处处是传说中的旧上海繁华梦的缩影。作者有意将她比作白居易笔下沦落天
涯的琵琶女，和《长恨歌》中“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杨贵妃。
《我爱比尔》中的画家阿三更是东方女性精神特质的体现。她热情，大胆，敏感
，独立，灵巧而富于创造力。不畏世俗我行我素，又因了世俗的排斥而孤芳自赏
，落寞悲苦。王琦瑶和阿三并非生活在空中楼阁，她们同世人一样在红尘中穿行
，经历她们命运中所要经历的苦辛，却潇洒得不留一丝痕迹。
从情爱入手，却又不局限于爱情故事，回旋起伏的是蕴于故事中的深刻的文
化涵义。《长恨歌》处处显露对一个逝去的旧世界的怀恋，极强的怀旧意味一反
当今作家倾注于现代生活的创新。这个旧世界或许只是存在于作家想象中的，却
对当今男人世界女人世界错综复杂的对抗变迁提供新的思索。阿三“我爱比尔”
的哀喊，表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女性在西方文化拥入时对这作为文化核心的“人”
的认识，接受，矢志不渝的追随，和这追随中无尽的痛苦和困惑。
性恋是当代文学中的时髦话题。时代的变迁使中国当代作家有机会打开这扇
曾被尘封已久的窗户，以各样的笔触揭示性的神秘，性的冲动，性的创造与性的
毁灭力。从市场角度来看，如刘康在《末世的喧哗》中所述，“没有种种爱欲梦
幻化和神秘化的技巧，读者兴趣一定大打折扣，市场大减，作者亦有可能导向酸
溜溜或嚣张的学院式先锋派风格”。王安忆没有对性爱作任何的梦幻化或神秘化
，却是以坦直深刻的哲理式抒写出奇制胜。
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王安忆在性这个敏感话题上“迈出了大胆的一步”。
尤其她选择婚外性关系作为她的焦点，使她“突然作为一个弄潮儿出现而不是一
个随波逐流者。”使王安忆一举成名的三部小说《荒原之恋》，《小城之恋》和
《锦绣谷》都围绕女性在一个清教徒社会中对不被接受的性关系的公然求索。三
个故事都将性放置在传统的道德框架中以展示其困惑。
除了写性的社会道德意义之外，王安忆对性的社会文化意义，以及它作为欲
望的自然力量表现得更为成功。
《小城之恋》把缺乏性教育的一对恋人之间的狂热刻写得足够常规老套，作
为一种粗野的欲望而使双方付出沉重代价。然而对那一对恋人觉醒的欲望的描写
又是当代小说中从未有过的细微复杂。正如王安忆在接收海外学者采访时所说，
她竭力表现的中国人在性面前的负罪和压抑感。性是人类和自然的一种抗争，然
而它本身又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那两个有性关系的小生物已经是社会和文化
的存在物。通过写性欲冲动，她意在揭示社会文化构成与自然冲动之间的激烈抗
争。结果是有性关系的双方为此经历磨难。《小城之恋》中的一对恋人，性关系
成了压迫他们的包袱，不洁净，有罪，污秽，自卑。“仿佛偷吃了禁果的亚当夏
娃，上帝都无法拯救了，只得将他们逐出伊甸园，世世代代地受苦”。
《我爱比尔》则一反《小城之恋》中人对性欲冲动的困惑，惊恐，无力抗争
直到被欲火焚烧。作者通过写一个女孩阿三与比尔、马丁等西方人灵肉复杂交错
的情爱纠葛，把东西方性文化中的差异剖析得透彻精辟，同时也淋漓尽致地突出
了东方性文化丰富的精神内涵和含蓄的美丽。
生活在上海都市角落里的阿三，在性面前极其坦然自若。她的主动大胆和艺
术式的想象，创造更是与众不同。阿三是将性作为艺术来体会的，象作画一样善
于营造气氛。冬天宿舍里沉重的一床棉被，午后模模糊糊阳光中人的颓唐和相依
为命；华泾村温煦的阳光，苦涩的花香，一顶圆帐和雪白丝巾上流动线条漩涡般
的萦绕；搬进一栋旧的公寓，就在这旧上作文章。“美国人最经不起历史的诱惑
，半世纪前的那点情调就足够迷倒他们了”。作者用高度艺术化的笔法将阿三塑
造成一个东方文化中的精灵，并从她和比尔对爱欲的精妙认识和体验中，突出东
西方性文化与性观念的差别：东方人在性上的含蓄和艺术感，与西方人在性上的
裸露和“俗”。阿三以东方性中的艺术美超脱西方性中与精神分离的欲。
比尔说，他“曾经看过一些中国的春宫，还有日本的浮士绘，做爱的场面，
都穿着衣服。有些还很繁复累赘，然而却格外的性感”。阿三说，“这就是万绿
丛中一点红，要比漫山遍野的红更加浓艳”。他们均以为“日本女性的和服敞开
的领子里那一角后颈，要比西方人的比基尼更撩拨人意。”。比尔开始明白东方
人对性的感受能力“其实是比西方人更灵敏，更细致”。比尔认为，中国人重视
的是“道”，西方人则是将“人”放在首位。阿三就讲小尼姑思凡，如何下山投
奔民间的一出戏。这是对现代中国人性观念变更的隐喻。
与《小城之恋》类似，阿三和比尔在形体和心灵上都有著极大差异。阿三瘦
小纤弱不可同西方的性感女郎媲美，然而“小纸人儿的芯子里，却有著极大的热
情”，叫比尔无从释手。阿三眼里的比尔则是“铜筋铁骨一般，芯子里是很柔软
的温情”。双方在性上都有些想象和创造的成分。这也使灵与肉构成奇妙的结合
和奇妙的对立。
比尔眼里，阿三是“最特别的”，眼睛与唇舌都显露东方的神秘。这种神秘
勾起他极大的好奇，“怀里这个肉体的暧昧不明，具有极大的挑逗性”。然而比
尔对东方女性的认识又可笑地停留在几百年前。比尔拥抱阿三时，想起的是从一
本《烈女传》上读来的中国女性的贞操观。阿三因为比尔在性上的平等观念实现
了她对性的尝试、想象和创造。她后来生命的变化也都是缘于对比尔的难以忘怀
。或许比尔给她的只是一个可以让她随意驰骋的性的创造世界。认识比尔时她还
只是一个发育不完全的小女子，她的兴趣在于营造气氛，“同金发碧眼的比尔在
一起，有一种戏剧感”。两人演戏一般在灵与肉的世纪里穿行。
然而为了这一瞬间的纠葛，阿三付出她日后意想不到的代价。她与比尔最终
是“肌肤相亲，心却十万八千里”。作者对她与比尔的恋情充满葬礼式的崇敬、
怀念和惋惜。阿三为了和比尔自由往来尝尽退学与自虐的痛苦，独居华泾村，世
事如烟甚远。“房内挂满丝巾，房前房后是盛开的菊花，床垫好像一个盛大的葬
礼上的一具灵柩”。阿三苍白瘦俏如同幽灵，处处遮不住的艺术气，不是美而是
特别，触目惊心。
从《小城之恋》到《我爱比尔》，无论是和自然力的抗争还是和社会文化道
德的抗争，人总是要在不驯服中罹难。
王安忆在接受海外学者王征采访的时候，认为自己并无意识刻意写“性别”
，而是对女人的弱点和力量更感兴趣。她对女人既无同情，也无批评，只是分析
，尤其是心理分析。这种分析叙事多从女性角度展开。我们虽无法把王安忆同西
方感念下的女性主义相联系，但她作品中的汹涌而出的女性主体意识却是不可否
认的。而且对这种主体意识的表现常常同性和男女的性别建构交织在一起。
海外学者刘禾认为独立自主和集中的女性意识是张洁和丁玲对女性主体性问
题的回答，王安忆则是采取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在《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方舟
》中，主人公在镜子面前对自己极不认同，都在主体性和女性气质中挣扎。然而
，王笔下的女性主体并非如此矛盾，而是不确定和不可捉摸。主体更是有不可测
度的深度。女性的主体世界充满了想象、梦想和幻觉，其自身具有流动性，可以
变换和重建。女性沉醉在自身奇迹般的转换成陌生不可辨认的喜悦中。
《锦绣谷》中，一个女人通过私通把自己从定形的婚姻中解放出来，重新创
造自己的身份和主体性。“数十年来主流文学中的清教徒主义和父权制话语下温
柔驯顺纯洁的女性形像在王安忆的小说中遭到根基性的削弱”。这种超出社会伦
理道德的对自我的大胆追求是一种更深层的对父权制写作的颠覆。性冒险的女性
没有因她的越轨行为受惩罚，反而被授予高度的现代奖──一种能够促使她主导
自己故事的新自我感觉。
《我爱比尔》中性与自我始终成二元对立。阿三在尽情发挥她的性创造时，
自我却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失落。比尔从阿三处领略到东方性的独特美，然而他对
阿三精神世界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性文化上。比尔为阿三的“神秘”找到的答案
是，“精神上接近西方人”。这使阿三从头到尾处于一个超脱不得的困境。作为
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女孩”和比尔谈著不该谈的恋爱。不希望比尔把她看作中
国女孩，可是她吸引比尔又因为她是个中国女孩。因此她竭力要找出东西方合流
的那一点来调和她的矛盾处境。正是这种困境注定了阿三求之不得的悲剧。她付
出的是大海般的热情，比尔回报她的却是一去了无影踪。“我爱比尔”，“抱歉
阿三”。阿三始终未能从比尔口中求得一个“爱”字。
文中并未提及阿三爱比尔的什么，“我爱比尔”的信念似乎比她的情感更火
热。即使在比尔走后，她还在矢志不渝地等待著比尔的爱情，她梦寐以求的是“
比尔在一个诗意盎然的夜晚向阿三求爱”。阿三生活的中心是比尔，却弄不清比
尔到底是什么，难道是“一尊铜像”？阿三东方女性式的心思复杂在比尔的心无
芥蒂面前一筹莫展，尤其比尔将她一身的美归于一个“谦逊”带给她刻骨铭心的
痛。这使她陷入不可理喻的委屈和苦恼。
与比尔的貌合神离是阿三自我失落的开始，法国画匠马丁的到来带给她起死
回生的希望，却是一个更具毁灭性的结局。跟比尔相比，马丁的独特眼光更能领
略阿三的艺术美，“中国人的脸特别适合于浮雕，一股单纯奥妙的情调”。阿三
和马丁保持著特别纯洁气息的精神恋爱，并从马丁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的人性弱点
，能够鼓起勇气重新做人。然而，马丁从法国带来的纯正的艺术鉴赏之火将阿三
在商品市场影响下随波逐流的绘画生涯熔化，“马丁使她也不能画画了”。马丁
拆毁了阿三的艺术房子扬长而去，留下一堆废墟让她独自面对绝望万分。
此后她靠著对比尔和马丁的回忆过日子，然而他们在她的记忆里都只是两个
模糊的概念，而没有形像。“比尔英俊漂亮，象好莱坞的明星；马丁却更接近天
籁，更为本质。比尔是个试管里培育出来的胚胎长成的，马丁却是一千代一万代
延续下来的生命果实。比尔的世界是大的，喧嚣的，开放的，马丁宁静，偏僻，
孤立，接近它的道路更为曲折”。尽管她已经竭尽全力去把握这两个完全不同的
异国青年，所遭到的排斥却是一样。“比尔不和她好，因为不爱她；马丁爱她，
却依然不和她好”。爱的失落痛及她的整个人生。"
失却了身份的阿三从此□憩在了酒店大堂，等待著她人生的再次转机。与两
个异国青年的传奇式爱情使阿三不能舍弃对这些“希□神”面孔的追随。然而，
就在这里，她仅存的一点对“希□神”面孔的美好想象也完全破灭。一个聚集著
匆匆过客的地方自然无法带来生命的真实和安慰感，何况这些“希□神轮廓”的
头脑里原来也装著这许多卑俗的念头。大堂的经历给阿三更多的挫败感，“与外
国人频繁建立又频繁破灭的亲密关系腐蚀著阿三的信心”。她在主体陷落的生命
线上垂死挣扎，等待她的却是寂寞难耐的收容所生涯。
劳教所给她一个脱离尘世暂时喘息的机会。“青山环抱的四堵墙里面，人几
乎谈不上还有什么欲望，便也轻松了”。阿三貌似刚烈，与众不同，不要家人探
望，不要女作家哭，更不看“阳春面”布满同情的伤感面孔。而实际上她的欲望
是压抑著，积累著，等待著再次的爆发。她的镇定全是自欺欺人，最终大打“阳
春面”，绝食自虐。半年后，她的“魂”回来了，无法面对寂寥生活。逃跑的路
上想起比尔，却是满心悲悯般的欢喜：“比尔，你知道我现在在这里吗？”
王安忆将这样一个曾以她独有的东方文化气质迷倒比尔和马丁的“精灵”阿
三“送进”收容所是与她对女人的看法分不开的。她眼里有两种女人：智慧女人
和所谓的“下流”女人。不要看不起第二种女人，她们大多数有生活理想而且梦
想著比天还高的一些东西。她们选择了妓女的生活方式，是因为她们不具备智慧
女人已经有了的闯世界和在社会中建立地位的工具。钱只是她们追求的一方面。
她们是要挣脱自己即定的命运，不要过凡俗妇女柴米油盐，忙碌著拥挤著担忧著
的生活。她们中的很多人是女性中最有雄心壮志的。因此阿三的劳教所生涯，不
是她的堕落，却是她主体向反面的升华。因为这一切的不幸的本后有一个深刻的
文化主题，比尔的存在使这一切不寻常。“她相信这一切都是不平凡的，决不会
落入平凡的结局。”
故事结尾处写饥寒交迫的阿三在逃跑途中发现土中埋藏的小母鸡的一颗处女
蛋。小母鸡纯洁的羞涩的举动刺痛阿三的心。这似乎预示著她向东方文化中性纯
净的回归。主人公此时似乎悟出她失却自己世界的缘由。倘若一开始她能够不走
得太远，又怎会有今天？这醒悟给故事带来一丝亮色，阿三定是会有一个“寻找
回来的世界”。
王安忆作品中有著艺术之纯和现实之真的绝妙组合。正如作家自己在接受采
访时所说，女作家通常从写自我开始，但很快失掉自我感。构造一个不真实的自
我，在一旁欣赏和惋惜。“当我独坐桌前面对一张白纸的时候，我感觉我在一个
没有观众的舞台上……在那个神圣时刻，我必须写出不刻意讨好别人而是绝对真
诚的东西”。
许多中国当代评论家认为，新时期文学在发展过程中还保留著“纯文学”的
趋向：避开对现实的干预，放弃呐喊，疏离时代和读者，侧重于发掘自我，表现
人性，钻进象牙之塔，作品高深莫测，朦胧晦涩。王安忆小说中有极强的震撼人
心的艺术感，对现实却是不即不离。有纯文学的味道，却那样平实，贴近生活本
身。没有“垮掉的一代”中的病态倾向和玩世不恭，也无荒诞小说中的虚无和“
零度情感”，也无新写实中的“社会原生态”。王用艺术化的情感姿态直面现实
的人生。作品中流动著耐人回味的文化、历史、哲学意味。她如水般纯净清澈的
语言更是艺术化了的，大不同于通俗文学中的嬉笑调侃，没有当代时髦的故弄玄
虚，或神秘或梦呓，或现代或后现代的歇斯底里。这是对当代小说创作，尤其是
女性创作的新启示：不必刻意追求，只聆听自己内心流动的那份情感，真诚地写
作而非刻意地表演。
（本刊有删节）